他以一種近乎閉關的心境展開藝術的修煉，江賢二深信「藝術可以淨化人心」，他也願意這個信念窮盡一生之力煉淨自我。

像是在這次疫情中，口罩等防疫物資的戰略需求，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Photo Credit: 總統府 直播截圖 蔡英文說，還有更多沒有在現場的各行各業防疫英雄們，醫護人員、郵務人員、藥師、便利商店店員、以及運將朋友等等。

第三，打造接軌全球的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。第二，發展可以結合5G時代、數位轉型、以及國家安全的資安產業。第四，發展軍民整合的國防及戰略產業。蔡英文也說，她要感謝台灣人民，「是你們讓這麼不容易的事，在台灣發生」。她表示，未來將秉持「穩定中追求成長、變局中把握先機」的政策理念，持續落實前瞻基礎建設、兆元投資等重大計畫，來鞏固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。

她表示， 容我無法一一叫出各位的名字，但我想要告訴大家，70年來，台灣可以度過一次又一次的挑戰，依靠的從來不是一兩個英雄。在未來幾年，我們要將國內需求，作為基礎能量，來帶動產業發展。針對促轉會未來一年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，筆者有以下期待。

其一，立委林為洲質詢時指出，楊翠是受害者家屬不適合出任促轉會主委，遭到圍剿。為了達到這一目標，該法也授予促轉會極大權力，被調查機關、團體或個人不得藉故規避、拒絕或妨礙調查，違反者將受懲罰。因此，在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首要工作，應該是面向大眾、帶領議題、喚起對威權歷史記憶與關心。第六條進行平復司法不法時「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」，要求促轉會追究加害體系及加害者的立法意旨相當明確。

促轉會若真的常設化，不僅與既存的檔案局、國史館、人權館等功能重覆，政府組織疊床架屋不說，不啻宣告我國轉型正義工作永遠還在路上，那就真的成了「台灣奇蹟」了。據筆者所接觸，一般民眾不說、即使是知識份子都對轉型正義概念十分陌生。

這是各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常進行的模式，促轉會應效法以求發揮能量，做為跨出同溫層的重要步驟。但至目前為止，促轉會有關林宅血案、陳文成案的調查，都未有效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權力，追究加害體系與加害者的工作亟待加強。民主轉型過程中蔣經國、李登輝扮演重要角色，增加功過論定的難度。首先，主動面對社會大眾，引領議題，喚起民眾對轉型正義的關心。

文：陳翠蓮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、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） 2016年，蔡英文以「落實轉型正義」作為五大政見之一贏得總統大選。《促轉條例》所交付的四大任務都可規劃成重要主題：台灣各縣市有哪些重要的政治案件？威權體制如何利用人性？不同族群的受害情形有何異同？共產黨員可以除罪化嗎？蔣介石在白色恐怖中扮演甚麼角色？人們為何成為共犯？線民檔案應該公開嗎？威權統治對台灣社會造成何種傷害與影響？社會和解可能達成嗎？透過公聽會、論壇、電視轉播、專題節目、新型態媒體做為媒介，強力傳送給全國民眾、以達共知共感。近來因促轉會延長任期，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張，有待釐清。而促轉會正副主委長期出缺，蔡政府不予補正程序，僅由立委護航通過預算，都使該會正當性大大受到傷害。

12月，作為獨立機關的促轉會主張三軍儀隊撤離中正紀念堂，蔡英文總統竟然表示「不是促轉會說了算」，公然掌臉，促轉會默然無聲，此後趨於低調。民進黨政府考量增多，不但促轉會主委人選引起爭議，副主委張天欽將選戰與「除垢」關連的談話，更掀起滔天巨浪，重創該會形象。

其二，民進黨立委醞釀提案，主張將促轉會常設化，聽聞該會有部分成員興致勃勃支持此一方向。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初，2016年通過《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》，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成立，以密集舉行公聽會的方式，調查國民黨不當黨產、婦聯會、救國團，運作得虎虎生風。

台灣未在民主化初期著手轉型正義工作，長期延宕之下，社會大眾對威權統治失去記憶，對轉型正義缺乏關心。這些因素所造成過去與現在的糾結，正是台灣當前民主困境的主要原因。2017年又通過法律處理黨職併公職退休金問題，一時之間，引起社會極大關注，認為蔡政府將大刀闊斧推動轉型正義工作。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迄今倏忽又過二十年，威權遺緒與新生民主已混雜交織，盤根錯節。其次，《促轉條例》第四條規定真相調查時，必須「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」。各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都是任務型機構，促轉會性質與之相同，目標在使政府各部門與社會大眾合力實踐轉型正義工作。

然而，2017年的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通過，促轉會成立時，已接近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。促轉會處理加害者與被害者問題，是高度政治性機構，應該維持最起碼的形式公正，以俾獲取社會信任。

這是台灣民主化以來，第一次以國家元首的高度面對此課題，歷史性的機會之門乍現，讓許多人抱持極大期待。但是，台灣有著不同的政治發展背景，無法橫向移植他國做法：國民黨政府近半個世紀長期執政，黨國特性深入社會肌理、民眾習焉不察。

為鼓勵威權體制參與者說出真相，準用證人保護法關於證人保護及豁免刑責之規定、或免除公務員之相關行政責任（第十六條）。而上述成果也明顯集中在檔案開放與調查，其他三大任務的進展不明。

衡諸各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都由大主教、神父、具有公信力的學者等出掌，原因在此近來中國學界對於「兩制台灣方案」的論述觀點，頗多討論，此雖非代表中共當局的政策主張，但卻能耙疏其核心內核，藉此窺探中共當局對「兩岸台灣方案」的政策論點。這 凸顯「政協組織」而非「全國人大」在兩岸關係重要性，中共當局試圖以政黨、社會團體的交流互動，取代代表兩岸人民的最高民意機構的「全國人大」及「立法院」，儘管「全國人大」在中共黨國體制中流於「橡皮圖章」邊緣性角色。既往中國領導人曾提兩岸可以共同協商國號、國旗等國家象徵性圖騰。

中國壟斷「九二共識」詮釋權，恐反使台灣各政黨更偏離「九二共識」。Photo Credit: 中央社 由於兩岸政治協議之通過，最終必須經由立法院同意，因此「兩制台灣方案」民主協商討論過程，應有最高民意機構導入。

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的台灣當局，皆呼籲兩岸協商應回歸政府對政府協商對話及談判模式。民進黨當局若能體認兩岸交流、政黨交流具有緩解兩岸緊張的作用，適度支持泛藍及中間人士參與上述會議，也能表達台灣人民部分觀點，避免兩岸持續緊張與對立。

上述兩岸交流恐因受「國安五法」及《反滲透法》影響，產生「嚇阻效應」、「寒蟬效應」，導致泛藍及中間人士恐因不慎觸法而在兩岸交流上採取消極態度，故台灣內部僅有少數政黨呼應中共當局「民主協商」台灣方案。中共當局硬化「九二共識」為「一中原則」，試圖壟斷「九二共識」詮釋權，這恐招來台灣內部各政黨反撲。

習近平所闡釋「兩制台灣方案」，就是為照顧台灣現實情况，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。中共當局加強對支持「九二共識」政黨、社會團體組織的溝通、聯繫，而疏於泛綠政黨聯盟對話與溝通。這對提升台灣民眾因反對「一國兩制」，從而也強化其反對「九二共識」固然有效。中共當局壟斷「九二共識」就是「一中原則」，不僅駁斥民進黨當局反對「九二共識」說法。

這也使兩岸「民主協商」淪為「政協式協商」，充其量等同於進行「第三軌道」的社會團體與民間組織對話，並無法簽訂相關協議也欠缺法定效力。儘管這些論壇可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管控後展開，藉此營造「兩制台灣方案」的「民主協商」。

先前香港民主派精神領袖李柱銘曾批判，所謂中央政府擁有對香港「全面管治權」，實背離「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」的政治承諾。至於民進黨則運用焦點轉移法，以「標籤化」、「污名化」策略混淆「九二共識」等同於「一國兩制」說法，因不接受「政治結局」（「一國兩制」）而公開否認「政治前提」（「九二共識」）。

然而，若未來「一國」並無中華民國空間，其實是忽視普遍台灣人民認同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的客觀事實。民主協商的政協化發展，惡化台灣內部政黨政治。